在中华先民的生活中，洋溢着对诗意的追求。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，“诗言志”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。后人或以为“诗言志”与“诗缘情”是不同的诗学观念，其实在最初，“志”与“情”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，正如唐人孔颖达所说，在己为情，情动为志，情志一也。可见，“言志”也就是后人所说的“抒情”。清人袁枚说：“自《三百篇》至今日，凡诗之传者，都是性灵，不关堆垛。”这是《诗经》流传千古、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。
舞蹈作为一门艺术形式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。图为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舞蹈《只此青绿》（左上）、《碇步桥》（右上）、《锦鲤》（左下）、《喜上枝头》（右下）。这些舞蹈彰显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，成为展示中华美学的一道亮丽风景线。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供图
古代诗人抒发的情感大致上可分成两大类主题：仁者爱人与天人合一。前者属于社会的范畴，是中华先民施于人类内部的情感流向；后者属于自然的范畴，是中华先民对客观世界的情感投射。中国古典诗歌对“仁者爱人”的观念有深刻的抒写。其中，爱情主题是非常突出的一类。一部《诗经》，以《关雎》为首篇，或许正象征着爱情主题在古人眼中的重要性。《野有蔓草》云：“野有蔓草，零露漙兮。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。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。”这是青年男女邂逅并一见钟情的喜悦。《蒹葭》云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”这是思念意中人但觅而不得的怅惋。再比如，唐代诗人李商隐，他的爱情诗很少有南朝民歌那样用第三人称来歌咏爱情的代言体，也并没有展现爱情的完整过程，而只是刻画诗人内心的情思，尤其是因相思而造成的痛楚，却将爱情写得细腻真切，悱恻动人。
天人合一的观念，是中华先民对自然环境的独特看法。中国古人认为，人与他们所处的大自然之间不是互相对立的，而是应该有很和谐的关系，自然不但是栖居的物理空间，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。因此，中国古人对山水早就非常关注，这是中国古代山水诗非常发达的内在原因。山水诗最迟在南北朝时就出现了，特别是南朝的谢灵运已经被称为山水诗的“大家”。但山水诗真正的发达在唐朝，唐朝的大诗人几乎都喜欢漫游，李白说“一生好入名山游”，杜甫同样喜爱漫游。所以，唐代出现了专门的“盛唐山水田园诗派”，其中最著名的诗人就是王维、孟浩然。他们笔下的山水田园诗既是自然中的真实场景，也是心灵中的精神家园。
更多内容详见：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、文学院教授莫砺锋文章《简论中华文化的诗性之美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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